云煙奠基人徐天騮與周恩來的交往

徐天騮（1901.04-1989.06），名嘉銳，字天騮，云南大理人，白族。五四運動后北上天津追隨周恩來、李富春同志赴法國勤工儉學，追求真理與科學，是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唯一的云南籍學生。獲瓦樂耶大學法國國家博士暨巴黎大學農學博士雙學位后回國。歷任云南省農礦廳技正、云南開蒙墾殖局副局長、云南省煙草改進所所長、云南省農學會副會長、云南大學、云南農業大學教授等職。曾創建黃草壩農場，營造良田八萬畝，廣種糧食，安置大批難民，為抗戰時期大后方的穩定貢獻了力量。20世紀40年代，引種和推廣種植美國弗吉尼亞良種烤煙獲得成功，成功地解決了烤煙良種引進、選定以及栽培、烤制等關鍵性技術環節，奠定了“云煙”長足發展的基礎，被滇人譽為“云煙始祖”“云煙之父”“云煙奠基人”。1956年11月加入九三學社，曾任九三學社昆明農林學院支社主委，昆明市第一、二、三、四屆人大代表，云南省人民委員會委員，云南省第三屆人大代表，政協云南省第四、五屆委員會委員。

津門相識，人生新起點

徐天騮的大哥徐嘉彥，曾在江蘇、天津、河北等地任職。在任江蘇淮安縣縣長時，有位任錄事的周貽能先生，與徐嘉彥話語投機，相處很好，結為至交。徐嘉彥到天津時，便邀周貽能一同北上。這位周貽能先生不是別人，正是周恩來同志的父親。1920年3月，徐天騮為留學之事經越南來到天津，投奔大哥徐嘉彥。而此時周恩來同志正在天津，為出國勤工儉學奔忙。徐嘉彥便把徐天騮介紹給周貽能，請他委托周恩來，幫助徐天騮出國求學。徐天騮就這樣與周恩來相識于天津，結下了一生的友誼。

在周恩來的幫助下，徐天騮進入法漢補習學校學習法文，并辦理好了赴法的一切手續。特別重要的是在周恩來的言傳身教下，徐天騮懂得了赴法勤工儉學的目的、救國的道理和人生的意義，明白了遠涉重洋赴法勤工儉學，目的是求得救國救民的真理，不是去“鍍金”。徐天騮先生在《回憶赴法勤工儉學》一文中還提到當他出現畏難情緒時，周恩來同志對他的鼓勵：出國的時間臨近了，我的心情既激動，又緊張，對恩來同志說：“我是云南來的老土，從未出過遠門。這回要漂洋過海，遠離祖國，怕是會碰到許多困難！”他親切地鼓勵我說：“為了追求真理，非有戰勝一切困難的勇氣不可。你看過《西游記》么？這次赴法求學，就是要有唐僧取經的精神。不要怕，團結起來力量大。我們去法國學習的同學很多，大家會相互幫助的。”他的親切鼓勵，如同指路明燈，使我堅定了出洋的決心。

旅歐求學，立志科學救國

徐天騮在法國勤工儉學的8年時間里，先在軍工廠、私人苗圃做工，后進入多所學校學習，在周恩來同志的建議下，選擇學習農業。周恩來同志在旅歐期間作為中共旅歐支部的領導人之一，為革命事業奔波、操勞。即使是在事務紛繁的情況下，他依然關注著徐天騮的成長，曾語重心長地對徐天騮說：“要注意身體，好好學習，將來回國后，對人民多做貢獻。”徐天騮將這幾句深銘肺腑的金玉良言，一直作為其在法國和回國后學習與工作的指針。

徐天騮牢記周恩來同志的教誨，獲博士學位后，不為法國的優越工作條件和豐厚薪水所動，婉拒導師挽留，毅然回到祖國，積極投身到“科學救國”的實際行動中，成為一名實干的科學家，為改變家鄉貧窮落后的面貌作出了貢獻。他先是建成云南第一個現代化農場，引種、推廣種植美煙獲得成功，著有《十年來之云南美煙事業發展紀實》《云南烤煙的栽培和烤制》《中國煙草栽培》等文章和著作，為云煙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后又轉而從事教育科研工作，為我國農業、煙草等領域培養了大量的人才。

牢記教誨，追求進步

旅法歸來后，周恩來同志雖然已經成為中國革命的杰出領導人，但他依然關注著徐天騮，徐天騮的為人也得到周恩來的信任。1945年8月，一封來信、一項特殊的任務，將分別20余年后的兩人又聯系在了一起。

1945年8月，留法同學黃齊生（王若飛舅父）持周恩來手書來昆明找到徐天騮，周恩來的手書寫道：

嘉銳吾弟：

現有留法同學齊生兄赴昆度假療養，望弟幫助解決食宿問題，時間較長，最好住在府內，其余自理。眼下，雖抗戰勝利已成定局，然天空濃云密布，仍處多事之秋。望弟珍重……盡力所能及有益于人民可也。居高聲自遠，非是借秋風。

周大哥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

在近7個月的時間里，徐天騮按周恩來同志的要求，妥善安置并掩護黃齊生先生開展工作，確保了黃齊生先生順利完成了任務。正是因為這次特殊的任務和周恩來同志的教誨，在抗戰勝利后錯綜復雜的時局變化中，徐天騮保持了清醒的頭腦，正確處理了時局變革中的種種際遇，作出了正確的人生選擇。

1950年云南解放，周恩來同志專門委托陳賡同志到昆明找徐天騮，并告訴陳賡，徐天騮誠實可靠，是個有貢獻的農學家。1955年10月至1956年3月、1956年10月至12月徐天騮兩次到北京開會，其間都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接見，了解工作、學習、生活情況。當徐天騮談到云南也向全國一樣發展迅猛、欣欣向榮時，周恩來總理特別告誡他：“無論何時何地，看形勢、看問題、看成績、看缺點，都要全面，實事求是。切不可片面、偏頗、走極端。你是全國科普積極分子，更要注意謙虛謹慎啊。”真誠的話語，使徐天騮倍感溫暖親切，牢牢記在心。

在親身經歷了祖國發生的巨變后，徐天騮萌生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念頭，他就此征求過周恩來同志的意見，周恩來同志對他說：“像你這樣身份的人，在黨外還能更好地發揮作用。”建議他留在黨外以發揮更大的作用。此時，恰逢九三學社開始在昆明發展成員，徐天騮經秦瓚、諸寶楚介紹，于1956年11月13日加入九三學社，成為云南最早的一批九三學社成員之一。昆明農林學院成立后，擔任九三學社昆明農林學院支社主委。1960年1月徐天騮作為九三學社昆明分社的代表出席九三學社中央五屆二次全委擴大會議，并在會上作了題為《全心全意的接受黨的領導 依靠群眾就會產生無窮的力量》的經驗交流。

徐天騮加入九三學社后，不僅在思想和行動上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還積極發揮專業優勢，為云南的農業、煙草等的發展，獻計出力、出謀劃策。特別是1960年至1963年云南的烤煙發展誤入歧途，大量種植產量高但質量差的“581號”，導致云煙質量急速下降，出口卷煙在西德被拒收，驚動了周恩來同志。在周恩來同志和中共云南省委主要負責同志的支持下，徐天騮發揚求真務實的科學精神，頂住壓力，1964年3月在省人民委員會上就煙種變異的嚴重問題，作了題為《對云南烤煙實現優質高產的幾點意見》的發言，提出了關于云煙生產的11條意見，得到了中共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采納，扭轉了云煙質量下滑的局面，保住了云煙的金字招牌。

徐天騮畢生將周恩來同志當作學習的榜樣，即便是在“文革”中受到沖擊也不曾改變。在其晚年時，仍念念不忘周恩來和共產黨對他的教育。在他看來，終其一生，周恩來都是在關鍵時刻撥亮他心中的明燈，讓他增長了見識，讓他在社會轉折時緊跟黨走。他曾說過：“我生辰屬牛，我要向周總理學習，做人民的老黃牛，辛勤耕耘，無私奉獻，鞠躬盡瘁，無怨無悔”。他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柳宗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