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座談會是九三學社重要的歷史節點

內容摘要：九三座談會是九三學社重要的歷史節點，它是九三前輩先賢松散座談第一次見諸報端的正式名稱；同時，“九三座談會”召開，明確成立以知識分子為主體、具有鮮明政治訴求的學術性黨派組織——九三學社，并建立了名義上的領導集體，為最終成立組織、建立相對穩定、權威的領導集體奠定了必要的組織和政治基礎。

一直以來，對九三學社前身的歷史研究，重點著色于“民主科學座談會”或“民主科學社”，而對“九三座談會”很少提及，甚至在舊版和正在修訂的《九三學社章程》中，缺省相關表述。九三座談會是九三學社重要的歷史節點，這一事實恰恰是非常值得我們去探究的。

其一，通過九三座談會，九三前輩先賢松散性座談第一次有了正式名稱

九三前輩先賢是一批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精英和社會賢達。1944年下半年，日寇發起豫湘桂戰役，兵鋒一度直指貴州獨山，陪都重慶震動。在國民黨軍隊連遭敗績的情況下，國民黨內部對日妥協論調重彈，國民政府擬遷都西昌，先期工作陸續展開。黨政機關、社會團體、各大高校、工商企業等面臨再度西遷。國家與民族、家庭與個人的命運何去何從，讓九三前輩先賢憂心忡忡。為此，他們自發地聚集在一起，座談時局。

由于前輩們參與座談的程度、時間、形式、目的等各有不同，就九三學社肇端的回憶也就存在差異。綜合他們的回憶，大體來說，初始座談成員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黃國璋、潘菽等人。據他們回憶：黃國璋作為許德珩夫人勞君展哥哥的朋友，在這一時期幾次造訪位于重慶主城的棗子嵐埡雅園（實為“稚園”，為當時人所誤讀。為作者注，以下括號同）許家。潘菽與許德珩同屬五四運動積極分子，同為當時32名被捕學生之一，出于這層關系，黃又約了潘菽，并與其他幾位相同志趣者一起，漫談國內、國際形勢，探討抗戰局勢，也為個人計，彼此有一些共識。以后，潘菽介紹與他經常在沙坪壩一起座談的中央大學、重慶大學部分教授，如梁希、金善寶、涂長望、謝立惠等參加進來。

二是稅西恒等大學教授。孫恭順（稅西恒的學生、原九三學社貴州省委委員）在《稅西恒老師二三事》中回憶：（經稅西恒留學德國同學、好友，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朱家驊介紹）許（德珩、時任教育部督學）與稅（西恒）（赴西南各高校）視察督學，在視察中，他們便結識了許多進步的大學教授和進步人士，日后便經常在西恒師家中座談時局。經常聚集座談的大學教授有許德珩勞君展夫婦、黃國璋夫婦、王克誠（吳藻溪）夫婦以及梁希、潘菽、褚輔成、涂長望、盧于道……等。

三是吳藻溪、褚輔成、王卓然、孟憲章等人。吳藻溪、雷啟漢、漆文定等人回憶：吳藻溪與許德珩在北平認識。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期間，平津各高校教授19人聯名宣言，要求團結御辱，他們同為簽名人?？箲饎倮昂?，吳藻溪按照徐冰（中共南方局文化宣傳委員會秘書兼文化組組長）要求，為團結國民參政會民主分子，“數度前往下羅家灣稚園即許德珩（國民參政員）及其妻室勞君展的住宅，與許德珩漫談時局”，并“分別向徐冰和潘梓年先生（《新華日報》社社長）匯報了訪晤許德珩的經過及所談的內容……稍后，許德珩對吳藻溪說，他去找過徐冰和潘梓年先生，徐冰也來找過他，彼此談得很好。”以后，幾次聯系，出于共同的政治意愿，褚輔成、王卓然、孟憲章等參加進來。

當然，也不排除通過其他途徑參與到座談中的成員。期間還有部分經濟工商界人士，至1945年初，政府遷都事息，抗戰形勢稍有好轉，他們退出了座談。

座談沒有固定的地點，先是在許德珩家有幾次，由于話題多與政治有關，為了安全和方便，座談地點有時放到督郵街廣東酒家、中蘇文化協會或別的地方。后來，參加的人多了，座談地點改在重慶自來水公司打槍壩職工宿舍。稅西恒是自來水公司總工程師，有經濟承受能力，公司還有專門的伙房。稅西恒搬到兩路口新村五號（蘭園）后，座談地點也隨之轉移于此。

由于成員來源不一，孫恭順據稅西恒回憶：當時的座談會，既無名義也無召集人，不定期的聚集座談屬于自發的組織結合。也沒有固定的座談地點，導致座談的形式比較松散，始終沒有正式的名稱。據潘菽回憶：接近抗戰勝利的日子，這時有一部分同志感覺到這個會應該有一個名稱。許（德珩）老曾提議可以名“民主與科學座談會”。大家對此沒有提出不同的意見。這個名稱也沒有向外公開用過。

孫恭順據回憶：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是日本無條件投降簽字生效的日期，當日上午一早，座談會的人士就去康川興業公司聚會歡慶，到會共十一人。中午，西恒師在重慶黃家埡口中蘇文化協會餐廳設宴招待，席間大家提出我們這個座談會總應該有個名字，于是相繼提名。最后褚輔成說：今天是九月三日，是日本投降簽字生效的日期，為了紀念這個日子是否取名九三座談會，當時大家一致贊成。

吳藻溪回憶：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國民政府宣布慶?？谷諔馉巹倮?，重慶全城即日起放假三天。這天，座談人士在中蘇文化協會聚餐，商定成立了九三座談會。

作為九三學社的雛形，“九三座談會”由此成為九三前輩先賢進行座談首次采用的正式名稱，并在1946年1月9日見諸《新華日報》報端。從此，9月3日成為九三學社創建日，也是九三學社逢10重大紀念日。

其二、作為過渡，九三座談會為九三學社的成立奠定了必要的組織和政治基礎

九三座談會的成立，契合了部分九三前輩先賢希望把座談以組織形式固定下來的愿望，但依然沒有指定具體召集人，也沒有提出鮮明的政治主張，只能是一個有了名稱的松散性座談組織。

隨著抗戰勝利，中國國內政治力量發生了重大變化，國共兩大主要政黨政治與軍事較量日漸顯現，中國面臨兩條道路、兩種命運的戰略選擇。中國共產黨為維護和平作出了積極努力，特別由“重慶談判”引發的政治協商會議，在彰顯國共雙方的政治態度和戰略趨向的同時，讓飽受戰爭災難的中國民眾看到了和平的希望。受此鼓舞，包括經濟工商界、知識分子在內的社會各階層都希望政治協商、和平建國，并組織以身份認知的黨團，爭相為維護和平、反對內戰發出聲音，作出自己的政治貢獻。

剛剛成立的九三座談會顯然不符合這一歷史潮流。于是，九三前輩先賢們順時而動，于1946年1月6日在中蘇文化協會召開了“九三座談會”（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褚輔成、許德珩、稅西恒、張西曼、何魯、劉及辰、潘菽、吳藻溪等20余人。1月9日，《新華日報》刊載了《學術界舉行九三座談會》消息。

作為會議成果之一，命名了九三學社。據吳藻溪等回憶，籌組成立學術性黨派組織，大家意見一致，但對組織名稱爭議較大。許德珩、潘菽等人認為，“九三座談會”弱化了黨派性質，建議改為“民主科學社”，“民主”、“科學”是“五•四運動”的旗幟，應予發揚光大。褚輔成等人則認為，（在當時情況下）“民主”、“科學”的提法政治性太強，不利于吸引更多的知識分子參加進來，還是沿用“九三座談會”為好。吳藻溪折衷提議，為了繼承“五•四運動”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傳統，紀念抗日戰爭勝利起見，這個學術性的黨派應當定名為九三學社。經全體一致無異議通過。

作為會議成果之二，決定成立籌備會，推諸輔成、許德珩、張西曼等籌組九三學社，九三學社第一次建立了名義上的領導集體。據漆文定回憶，作出這樣的人選安排，是因為（當時重慶處于國民黨專制高壓之下，成立進步性黨派組織風險較大。而）褚輔成是（國民黨元老、）國民參政員、中國法學界老前輩，弟子門生滿天下；許德珩是國民參政員、中央政（治學）校教授；張西曼是（蒙藏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立法委員、中蘇文化協會會長（是常務理事，會長為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孫科）。國民黨反動黑暗勢力要對他們下毒手，就不能不考慮后果的嚴重性。

作為會議成果之三，表明九三學社以知識分子精英為主體，是學術性政黨。會議明確參會者，是學術界（人士）舉行九三座談會?！缎氯A日報》相關消息特別提到，“諸輔成聲明是以前任上海法學院院長（刻意凸現知識分子身份）的身分出席，警告大家要小心提防某種分子假造民意，破壞民主憲政運動。”特別是冠以“學社”，更似一個學術性組織，旨在對知識分子產生吸引力，擴大組織。今天，九三學社以科學技術界高、中級知識分子為主，無疑奉此為窠臼。

作為會議成果之四，第一次鮮明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展示出九三學社的政治性、政黨性。會議首先檢討了新疆問題，其次交換對政治協商會議的意見，一致認為：政治協商會議必須完全公開，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會議決定，聲援出席政治協商會議各代表完成他們所負的歷史任務。它標志著九三學社正式樹起了爭和平、要民主，反內戰、反獨裁的大纛，并作為代表廣大知識分子利益的黨派，投入到此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浪潮中。

九三學社籌備會成立以后，作為重要歷史節點、為九三學社成立奠定組織和政治基礎的“九三座談會”正式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至5月4日，九三學社作為一個學術性黨派組織正式成立，選舉16名理事、8名監事。5月12日，九三學社在蘭園召開理監事第一次聯席會議，會議由稅西恒主持。會議決定總社遷南京上海，在其他地方建立組織，推褚輔成、許德珩、稅西恒、張雪巖、潘菽、黃國璋、吳藻溪為常務理事，盧于道、詹熊來、粱希為常務監事，九三學社嘗試建立起相對穩定、權威的領導集體。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南方局機關報《新華日報》（1938—1947）

[2]《中國黨派》中聯出版社，1948年

[3]《科學運動文稿》（農村科學出版社，1946年11月7日

[4]《九三學社簡史》學苑出版社，2005年

[5]周韜：南京國民政府文化建設研究（1928—1949）哈爾濱：哈爾濱工程大學出版社，2009。

[6]《九三學社概要》1949年6月17日

[7]《稅西恒老師二三事》九三學社中央網站“社史研究”欄目

[8]許德珩、吳藻溪、潘菽、盧于道、雷啟漢、漆文定、謝立惠等人回憶（楊開奎 郭  祥 此文獲九三學社第六屆理論研究與社史研究工作研討會征文一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