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與“五四”的不解之緣

自九三學社成立以來，每年的“五四”紀念日，“九三”人都會舉行各種活動，紀念“五四”。九三學社與“五四”之間有著深厚的淵源。1946年5月4日，九三學社成立大會在重慶召開，這一天也正是“五四”紀念日。九三學社中央主辦的期刊——《民主與科學》也是以五四運動中的口號命名的。坐落在重慶市人民公園內的九三學社成立舊址紀念碑長9.3尺，高5.4尺，分別寓示著“九三學社”、“五四精神”。

當年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成為了后來九三學社的發起人。九三學社承繼了“五四”的愛國、民主與科學的精神，并將其發揚光大。在中共黨史里，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造就了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準備。事實上，五四運動同樣也為九三學社奠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基礎。

曾經的“五四”先鋒 后來的“九三”先驅

在國事飄搖的舊中國，在波瀾壯闊的五四運動中，有一些青年人，他們走在隊伍的前列，站在了時代潮流的浪尖上。許德珩，五四運動中《北京學生界宣言》的起草人，后來九三學社的首位主席，是這次偉大愛國運動的主要發起人、組織者之一。早在此次運動之前，許德珩就深受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并參加了李烈鈞領導的討袁斗爭。在北京大學求學期間，許德珩的眼光并不局限于書本，他滿腔熱血，心憂天下，參加反帝斗爭，組織參與學生活動。1918年，許德珩參加了要求廢除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的總統府請愿，此后，其作為北京學生救國會的組織者之一奔赴天津、上海、武漢等地聯絡各地學生組織，會見了孫中山等革命先驅?；乇本┖?，許德珩聯絡其他進步青年發起成立了《國民》雜志社，以實現愛國、反帝、反軍閥的宣傳。許德珩還與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組織了工人夜校、北京大學平民教育演講團，其中包括后來成為中共黨員的毛澤東、鄧中夏、高君宇等，他們教工人、農民識字，宣傳革命思想，這些為一年后五四運動的蓬勃發展打下了群眾基礎。經歷這些活動，許德珩成長為北京學生運動的杰出領導人之一。

巴黎和會上的壞消息不斷傳來，本該在教室里安心讀書的青年學生再也坐不住了。1919年5月3日，北京部分高校在北大集會，商議救國方案。許德珩等在會上講話，慷慨激昂，會后，他連夜起草了《北京學生宣言》，言詞悲壯，催人奮發。5月4日，許德珩參加了集會游行，當日，被捕。北洋政府警察對許德珩與另外一名被捕者——易克巍特別仇視，并說：“就是這兩個家伙在煽動”。在警察廳的牢房里，許德珩作詩一首表達勇于抗爭，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

為雪心頭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無一怕殺頭。

痛毆賣國賊，火燒趙家樓。鋤奸不惜死，愛國亦千秋。

被釋后，許德珩立即投身學生運動中。作為學聯會北大代表之一，許德珩等又繼續參與組織領導了5月19日的罷課。斗爭之后，許德珩等從被軍警包圍的會場跳墻逃出，化裝出京，受會議委托，南下串聯，鼓動斗爭。在上海學生聯合會聯合工商各界追悼在五四運動中犧牲的北大學生郭欽光的會上，許德珩意氣昂揚，要求收回密約，懲辦國賊，并表達繼續革命的志向。發言被當時的媒體認為 “言詞沉痛，聞者為之泣下”。會后，許德珩參加了上海學生在租界的游行。６月16日，許德珩作為北京代表參加了全國學聯的成立大會，并當選為《全國學聯日刊》編委會主編。會上，許德珩慷慨陳詞：“我們的目的不是為了做官，而是要以民主與科學的精神，正人心、敦風俗、改造社會”。從上?；貋砗?，許德珩又迅速投入到學聯的號召和組織各地學生拒簽和約運動。

潘菽，“五四”游行當天被捕學生之一，九三學社創始人之一，中國心理學奠基人，當時就讀于被后人譽為“新文化運動搖籃”的北大，身處新舊兩種文化激烈交鋒的時代，接受著民主與科學的精神洗禮。正如他在自己的自傳中所說的：“五四運動前后蓬勃開展的新文化運動，徹底破除了封建主義教育給我形成的種種精神枷鎖，樹立了以民主和科學為主體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同時也受到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啟蒙教育。”1919年5月4日，身為北大二年級學生的潘菽激憤于青島問題中的國外強權、國內無能，手執“還我青島”的小旗參加了五四運動大游行，并火燒前趙家樓胡同2號曹汝霖私宅11間，成為32名被捕者之一。出獄后，懷著“教育救國”的理想，潘菽負笈海外，修學異鄉。

楊振聲，“五四”游行當天被捕學生之一，長春九三學社的籌辦者之一，現代著名教育家，早在1915年考入北京大學國文系之后就深受新文化健將們的深刻影響，并投身于這場偉大的啟蒙運動中去了。多年以后，楊振聲回憶“五四”時這樣寫道：“象春雷初動一般，《新青年》雜志驚醒了整個時代的青年。他們首先發現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認識了自己的時代，再來看舊道德、舊文學，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種子。”楊振聲就是這些“打碎了身上的枷鎖，歌唱著沖出了封建的堡壘”的那個時代新青年中的杰出代表。他用一只禿筆鞭撻吃人的舊社會，他用一篇篇小說呼喚時代的新精神。從1918年秋天起，他參加了北大進步學生組織“新潮社”的籌備工作，后來成為“新潮社”和《新潮》雜志編輯部的主要成員。新潮社是在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錢玄同等師長的指導與幫助下成立的第一個北大學生社團，它雖蝸居于北大圖書館的一室，卻心懷天下，如它的名字一樣，自一誕生起，它就旗幟鮮明地站在新文化運動的立場上，與師長們的《新青年》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互成犄角之勢，與舊勢力、舊傳統、舊思想展開了激烈的斗爭。楊振聲從1919年3月開始，在《新潮》上陸續發表了《漁家》》、《一個兵的家》、《貞女》、《磨面的老王》等，直接反映各種社會現實問題，其突出特色是“極要描寫民間疾苦”，對下層勞動人民的悲慘命運表現了強烈的人道主義同情，憤怒地控訴了黑暗社會的罪惡。他向固守舊文化的老師發出擲地有聲的革命宣言：“我們不怕作叛徒了，……時代給我們一股新的勁兒，什么都不怕。”

文壇只不過是他的第二戰場，文學也只是他“改革社會的器械”，當與具體的敵人針鋒相對時，楊振聲毅然站在隊伍的前列。在由山東問題直接引發的五四運動中，作為山東人的楊振聲與廣大愛國青年一起集會游行示威。運動中，向警察總監吳炳湘要求歸還《五七周刊》，被軍警逮捕。出獄后，他寫的家信充滿了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賣國賊的痛恨之情，在以后的家信中，他常叮囑子女要好好念書，長大好為國家效力，給國家爭氣。

初大告，“五四”游行當天被捕學生之一，九三學社籌建人之一，著名英文教授，聞知巴黎和會上列強公然要將德國在山東的特權轉給日本，義憤填膺，隨著隊伍，沖向東交民巷，火燒趙家樓。他被譽為高師（北平高等師范）被捕的“八君子”之一。 初大告的原名其實為初銘音，正是因為五四運動被捕后，為了安全和畢業后的出路，當時的高師校長陳寶泉才為其更改姓名。

這四位當年五四運動中的獄友在以后的歲月中，始終繼承發揚著“五四”愛國、民主與科學精神，并發起組織成立了以愛國、民主、科學為旗幟的九三學社。

五四運動與九三學社一脈相連，難解難分。從人員組成上看，除了上述四位在五四運動中沖鋒陷陣的人外，九三學社早期的許多社員在年輕時曾以其它的方式參加到了五四運動中。后來成為著名古生物學家的楊鐘健在當時還是北大學生時參加了鄧中夏、許德珩等發起成立的北大平民教育演講團，并擔任過該團的總務干事，經常到市內以及周邊的農村、工廠、鐵路宣傳演講，喚醒民眾。后經鄧中夏的介紹，他又先后參加了少年中國學會和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以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從事進步活動。五四運動爆發后，他就積極投入到了參加天安門的集會游行和火燒趙家樓的隊伍中去了。當年就讀于北大的俞平伯對新文學有著濃厚的興趣，他的第一篇新詩就發表在《新青年》上。他與楊振聲等一起發起組織了新潮社，共同負責《新潮》雜志的編輯出版，致力于將《新潮》建設成新文學、新思想的陣地。當時在上海圣約翰大學附中上二年級的周培源也在上海參加了罷課游行。黃國璋、黎錦熙、張雪巖也都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分子。

愛國、民主、科學：“九三”與“五四”的精神紐帶

多年來，五四運動倡導的愛國、民主與科學精神影響鼓舞著一代代的人。九三學社就是那些要求進步的知識分子，受到這種精神的鼓舞，順應時代的發展，在中國共產黨的支持與領導下，聚集在愛國、民主與科學的旗幟下所成立的一個政黨。在侵略者猖狂，國民黨獨裁，民眾科學精神匱乏的舊中國，九三學社在籌辦初期就舉起了愛國、民主與科學的大旗，竭力發出自己時代的呼聲。1944年底，重慶的一批文教、科學技術界人士就發起了“民主科學座談會”，討論民主與抗戰問題，主張“團結民主，抗戰到底”，發揚“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精神，“為實現人民民主與發展人民科學而奮斗”。1945年9月3日，為紀念全國民主力量擊敗日本法西斯，“民主科學座談會”更名為“九三座談會”。不以民主、科學命名，但民主與科學的精神卻深入到九三學社的骨髓中。1946年5月4日，五四運動爆發27周年之際，九三學社在重慶成立，發表成立宣言，明確提出“本社同仁，即本‘五四’的精神，為民主與科學之實現而努力，始終不懈”。

九三學社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踐行著自己的宣言。九三學社反抗國民黨的獨裁統治，不承認其召開的偽國大和制定的偽憲法，積極參加了國統區的愛國民主運動。1949年，九三學社光榮參加了新政協。

解放初期九三學社社員中從事自然科學與技術科學研究的占50%，其中的許多人都是當時有著重要影響的杰出科學家，他們為我國科學技術事業做出了卓越貢獻。九三學社繼承“五四”精神所倡導的“科學”并不是以學科來定義的，它指的是科學精神、科學思想、科學方法、科學態度，這種“科學”滲透于社會的各個層面，大到國家政策的制定，小到個人行為的選擇，或者具體到一個物理學數據的測量，或者抽象到思維的方式。正是憑著這些科學精神的支撐，即使是在十年動亂年代，廣大社員仍然在逆境中堅持著科學研究。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的潘菽仍然堅信“心理學作為一門科學是砸不爛的，也是取消不了的，前途是光明的”。崇尚科學精神的九三學社不會被紛繁蕪雜的現象蒙蔽雙眼，人云亦云。上世紀80年代，科學技術人才云集的九三學社在對三峽工程的上馬是持保留態度的。九三學社中央邀請從事水利、電力、地址、生態、環境、能源等方面的社員對三峽問題進行長期調研，征求多方面的意見，仔細研究，多方論證，提出不反對三峽工程上馬，但是建議緩上，主張緩建，先支后干。同時九三學社還認為為國家決策提供依據的三峽工程論證會，應該轉軌到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上來。2001年，三峽工程進行到一大半的時候，三峽工程防洪組專家組將實際過程中發現的一些問題整理成文——《三峽工程已發現的問題需繼續研究妥善解決》，其中談到的很多問題正是九三學社早些時候就已提出過的問題。正是秉承民主與科學精神，九三學社在三峽工程上馬以及其它許多問題上，才會不唯上，不唯權，只唯實，只唯真，為國家發展、社會進步、人民幸福貢獻自己的真知灼見。正是對愛國、民主與科學的理想與追求，許多要求進步的知識分子才薈集到九三學社中來的。“五四”精神就像一面大旗，引領一代代的“九三”人沿著先輩們的足跡，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各條戰線上貢獻著力量。這面大旗將在一代代的“九三”人中不斷傳承下去。

2007年12月，中共中央在致九三學社九大的賀詞中說到：“九三學社秉承愛國、民主、科學的優良傳統，走過了60多年的光榮歷程。”歷史已經并將繼續證明，無論處在什么歷史時期，無論外部環境如何變幻莫測，九三學社始終秉承“五四”精神，以一顆赤誠的愛國之心，弘揚民主與科學精神，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征途中踏響鏗鏘有力的足音。（張于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