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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峽工程快上慢上的爭議

        發布日期:2016/11/24 15:51:47     瀏覽次數:11271

        編者注:本文節選自陳明紹《黨外布什維克》(收錄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北京記憶》一書)。

        在任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期間,上個世紀80年代末期,為了保護西雙版納熱帶雨林、開發海南、開發湛江、制定梅縣地區發展規劃等,我與全國政協科技組等部門的同志們一道,跑遍了南國,實地考察,提出建議。值得一提的是,我在任九三學社中央工程技術委員會主任時,組織九三學社北京市委的全體成員、機關同志,通過長時期的調研,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有關三峽工程的建議書。

        1988年9月,九三學社中央主席周培源率隊組成了湖北、四川考察團由武漢市沿江而上,此次考察對武漢至重慶7個市、地、縣的工業、商業、科技、教育、醫衛、文化等方面的情況進行了視察,并聽取了湖北、四川兩省,武漢、重慶兩個計劃單列市以及沿途各地和有關部門的工作匯報。視察團由182位在京的全國政協委員組成,其中有很多位知名科技人士。

        考察回京后,我組織九三學社北京市委的全體成員、機關同志于1988年11月寫了一份調研報告上交有關部門。我們提出三峽工程上馬是不反對的,但主張不急于上馬,應“先支后干”。有些相關的問題必須考慮清楚。至少要考慮三個方面的因素,一是當時說的三峽工程的錢不多,二是泥沙問題,三是污染帶來的生態變化等一系列問題。我想既然現在錢不多,那可以在上游修一些小的水電站,既能解決一部分地區的用電問題,也能為三峽工程積累資金;另外泥沙和污染問題必須研究好相應的應對措施,所以不要急于上馬。關于三峽工程的上馬,存在一些不同意見,當時全國政協里面的意見就不一致。但是當時一些前期工作已經在做了,譬如移民。九三學社中央主席周培源和解放前資源委員會主任孫越崎都是不同意三峽工程早開的,我們并不反對三峽工程上馬,但是建議緩上,主張緩建,二老讓我作為不同意見的代言人之一。

        1988年11月21日至30日,由錢正英、陸佑楣、潘家錚主持,在北京召開了三峽工程論證小組第九次(擴大)會議,審議了三峽工程14個論證報告中的最后兩個報告,即綜合規劃與水位和綜合經濟評價兩個專題報告。前三天是兩個專題組的匯報和與會領導和專家的提問,然后進行了3天大會討論,6位政協委員和幾位沒有在兩個專題論證報告上簽名的專家做了重要發言。我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發表了自己調研報告中的主要觀點。大會嚴格規定反面意見的發言時間,每位只許15分鐘。超時就請下臺。因為時間有限,我又非常重視這次發言,為了充分表明觀點,在家里詳細準備了好幾稿的發言提綱。為了掌握時間,看掛鐘計時反復演練。這次會議的氣氛很熱烈,幾位反對意見者的觀點有機會公開發表。

        在發言中,我提出了3個方面的立場。自己本身就是水利工作者,搞水工模型試驗自己算得上我國的第一代,我完全贊成重視水利工作,爭取更多投入和開發。我國的水能資源非常豐富,又是可再生的清潔資源,應該早日開發,但迄今開發還不到5%。人稱“黃金大道”的長江,如果全部開發,應該一條長江頂得上14條鐵路的運量,但目前還頂不上兩條。因此,凡是有利于水利工程早日上馬的主張,我都贊成,這是我的第一個立場。

        我的第二個立場就是我并不反對三峽工程上馬,主張應該從流域全面考慮,應該按照系統論的原則以及我國的傳統管理,遵循先易后難、先上游后下游、先支流后干流、先面后線、先把治本的工程做完后,取得經驗再上三峽的特大工程。

        我的第三個立場是任何重大工程都要從政治高度來考察,應對國家的四化建設有利、對人民的安定團結起促進作用。三峽工程對上游幾個省的效益考慮不夠周全,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當時的大背景是我國從產品經濟轉軌到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社會逐步從封閉走向開放,因此,為國家決策提供依據的三峽工程論證會,也應該轉軌到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上來。決策科學化至少包含5個方面:一是科學上有堅實的理論依據,技術上有過硬的措施;二是經濟上是否合理合算:三是生態環境上是否能容納與允許;四是社會心態能接受容忍:五是事理上能順利進行。此外,還要考慮到人類社會發展步伐能否適應和本民族傳統文化與本國國情能夠通融。決策民主化一方面必須要真正做到“個人決策”轉到“決策民主化”,另一方面決策民主化與科學的方法論連結在一起。

        三峽工程我一直都很關心。全國人大于1992年正式通過了《關于興建長江三峽工程決議》,明確指出“對己發現的問題要繼續研究,妥善解決。”周恩來總理在1972年建葛洲壩工程發現問題時所說:“長江上如果出問題,那是國家影響問題,要載入黨史的問題。如果不能通航,那我們這一代犯的錯誤就不得了。”對三峽工程也應該警惕,就像朱镕基總理說的,要“爭取做流芳百世的功臣,不做罵名千古的罪人”。1993年全國政協組織我們去參觀三峽工程的建設。當時的施工、設計副總指揮王家柱跟我說,“在論證三峽工程中,包括您在內的幾位科學家,多次提出泥沙和污染問題,更加提醒我們要特別慎重對待這些問題,我們在設計和施工中反復考慮到了這些,我們一直很感激您。”

        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我指出我國環保工作存在著一些問題。國家對某些工程缺乏嚴格的論證和專家的廣泛參與,如在重慶投資幾千萬元建的兩個環保樣板工程完全失敗,心血、財產付諸東流;還提出三峽工程建成之后沿岸的城市污染問題值得重視,建成之前是流動的活水,自凈能力較強,大壩建成后,活水成死水,凈化能力減弱,污染問題將十分嚴重。因此,為子孫后代著想,現在就要著手這些問題解決。

        2001年12月,正在三峽工程進行到一大半的時候,三峽工程防洪組專家組顧問陸欽侃將實際過程中發現的一些問題整理成文——《三峽工程已發現的問題需繼續研究妥善解決》,其中談到的很多問題正是我之前提出過的問題。這時候我己經離休在家,但我還是很支持他,并在這篇文章上署名,支持他上書當時的江澤民主席、李鵬委員長、朱镕基總理和李瑞環主席。報告交上去以后,引起了相關部門的注意,現在三峽工程已經快建成了,它的歷史功過只有留給時間來證明,作為我個人,我已經盡了自己的心力,也做了最大的努力。

        (來源:九三學社中央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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